哀郢路线风向正解行程图屈原实遵长江而

屈原走的长江还是夏水

仲春，即春季的第二个月，即农历二月。因处春季之中，故称仲春。仲春在24个节气中属于惊蛰、春分两个节气。

年研究中没有人注意解读仲春的风向问题，而这是判断屈原走的夏水还是长江的一个重要依据。冬天过后是春天，冬天以北风为主，春天东风为主，仲春风向变化正是由北往东而转变。根据观测发现，中国华北、长江流域、华南及沿海地区的冬季多刮偏北风(北风、东北风、西北风),夏季多刮偏南风(南风、东南风、西南风)。故而仲春东北风、东风多见。屈原《哀郢》的走向而言，是先向正东逆风而行，故而“楫齐扬”，而后顺风顺流才可“浮”，顺东北风、顺江流双顺才可西浮；多年中没有人注意分析风向，这才是解“浮”的关键所在。上（南）、下（北）、背（背北向南、南渡）”，据此基本断定屈原南迁走的江道。因为只有洞庭北面的江道古迹才可用一上一下就是一会儿南一会北来描绘。

《汉水部汇考》记载：“夏水，今名长夏河。《水经注》：即堵口为中夏水。舆《地广记》，夏水入沔，谓之堵口，冬渴夏流。故曰夏水。自监利入东，为大马长川，过沙口，又东北过柴林河，至直步，与汉水合。”

所以夏水的流向是东、东北，相应的顺风要求是西风和西南风。这只能在夏天后才可遇到。屈原明确表达的时间是“仲春，方向是“东迁”。如何“东迁”，“遵江夏”而流。

关于江夏：《汉书》载“江夏郡，高帝制，属荆州”。应劭注曰：“沔水自江别至南郡华容为夏水，过郡人江，故曰江夏。”江夏郡领十四县：西陵、竟陵、西阳、襄、邾、轪、鄂、安陆、沙羡、蕲春、鄳、云杜、下雉、钟武。

西陵在今湖北宜昌市。鄂县是古地名，在今天的鄂州市。约公元前——前年，帝尧时为樊国。公元前——前年，殷商时为鄂国。公元前年（西周夷王七年），楚君熊渠伐扬越，至鄂。封中子红为鄂王，筑鄂王城。熊渠卒，熊红嗣位，仍居鄂；传六王至熊咢犹居于此，为楚之国都。楚国统治时期为鄂邑。秦王政二十四年（公元前年），秦灭楚。鄂邑在秦朝时期属南郡。公元前年（秦始皇二十六年），秦置鄂县，属南郡。二十六年（公元前年为鄂县，仍隶属南郡。县的治所在今湖北鄂州市老城区东。鄂县辖域约包括今天的鄂州、黄石、大冶、咸宁、嘉鱼、蒲圻、崇阳、通山等市县和武汉市武昌区、江夏区。

对于“江夏”的地域概念《坤舆典第八十三卷舆图部汇考四十一唐十五》云：“江夏郡东至寻阳郡六百里。南至巴陵郡七百里。”可见唐代江夏的概念还在巴陵（岳阳）北。屈原在江夏处选择长江道而行也符合“遵江夏”的概念。

监利以东的江流正是能遇到一上一下也就是说一南一北江道的地方。“冬渴夏流”说明夏水冬天干枯，夏天才有水流，仲春之季大船难以通航。屈原“遵江夏以流亡”，这个江夏合写也说明是江水分流夏水的相交之地，不是围绕江、夏打圈子，而江夏指夏首到夏口，郢都夏首之处，而下游处在汉口一带，夏水先合汉水再入长江之处，入长江后再向东而行。说明此时的江夏指的是长江与夏水之间的大区域不是今天的地名江夏。《哀郢》“方仲春而东迁”……“今逍遥而来东”——先到正东，又说明到大坟是逍遥（顺东北风）从东（南渡）而来，说明到东迁之地转道向南，这正是屈原“运舟”所致。

仲春要众人（齐）扬楫，说明遇到了东风，船在逆风而行，而这一节，正在夏首之前的正东江道，也说明屈原带了随从、家人，东迁的船是大帆船，从《涉江》的舲船、汨罗渊的盘石马迹、楚辞作品中多次提到的马来说，屈原的待遇依然是贵族和三闾大夫的待遇。实写的马有：“仆夫悲余马怀兮，蜷局顾而不行。《离骚》”“将随驽马之迹乎？《卜居》”“步余马兮山皋，邸余车兮方林。《涉江》”“车既覆而马颠兮，蹇独怀此异路。《思美人》”证明司马迁说屈原“迁”是很有依据的。正因为仲春多为东风、东北风，而长江故道多西南回漩的河道，所以出现两次“浮”的字眼，屈原明确：“顺风波以从流兮，焉洋洋而为客。”如果走的夏水是无法找到“顺风波”的地方。

仲春时节多东风、东北风而言，夏水段落是正东或者北偏东方向，顺风的是西风、西南风。所以仲春风向和“冬渴夏流”可以铁定，屈原并没有走夏水，故而屈原并没有到达汉口和夏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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