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思考明朝时期,东江集团对使臣贸易的影

引言

历史思考：明朝时期，东江集团对使臣贸易的影响有多大？首先，在回答这个问题前，我们需要知道，明廷派遣毛文龙等驻守皮岛等三方交通咽喉之地，欲结朝鲜成掎角之势，牵制后金进攻山海关的兵力。

东江集团获得明廷与朝鲜的双重支持与援助，其海上贸易优势显著。朝鲜、后金等贸换唐物的货源主要来自岛上。后期，东江集团广收商税，横行海上，逐渐成为贸易交流的阻力。

皮岛与朝鲜的贸易往来

初期，毛文龙依泊朝鲜获得了战略支持点，朝鲜边防亦有所依托。明廷与朝鲜给皮岛贸易提供了政策与物资等多种支持。天启三年（天命八年，），明廷允许毛文龙招商运米、收取贸货之利的请求。中原商人奔赴皮岛与朝鲜开展贸易活动。

此时，朝鲜政府积极配合毛文龙官方粮饷贸易，多方输送米谷、牛马、焰硝等紧要物资。朝鲜西部官民、京商以及使臣多汇集皮岛及铁山前洋港口持银参贸换唐物。朝鲜户曹亦从皮岛贸换红色木花、羊、唐纸、唐梨等物。

然而，东江局势稳定时，毛文龙等专注于参斤多少、纸卷厚薄等贸易得失。其属下将官亦沉迷物货之利，各为私欲，巧取豪夺。天启后期至崇祯初年，皮岛政局动荡不安之际，毛文龙并无赈济军民之良策，辽民如浮萍般无所投寄，乞食无门。

混乱的贸易环境及滋蔓的辽东移民使朝鲜边地不堪所扰。支供皮岛粮饷使朝鲜公私俱疲，官民怨声载道，即“主客俱困，终至两不相保。”

天启六年（天命十一年，6）九月，毛文龙治下军兵饥饿而死，僵尸相枕；辽民行乞者甚多，价川等处几至三千人；以青布、帽子等物贸得米谷，络绎于路。毛文龙计划向朝鲜贸粮五万石，后仅得一万石。

天启七年（7），毛文龙向朝鲜租粮万石，仅得租米三千余石。值得一提的是，毛文龙与朝鲜在无战时期、银粮尚有筹措空间时，双方因利益得失导致摩擦不断；但在粮饷断绝等危急时刻，双方皆秉承大义伸出援助之手。

例如，毛文龙初到朝鲜时，义州一带边官给出的直接援助和贸粮机会。天启七年（天聪元年，7），朝鲜义州地区惨遭兵袭，龙川府米谷断绝，唯有至毛文龙处贸粮。毛文龙给米七百包，并允许朝鲜以银货贸粮于皮岛，城内军卒得其所济。

明朝与朝鲜宗藩关系存继期间，东江集团与朝鲜的贸易活动虽有矛盾，但往来不断。日本、后金等地区亦通过朝鲜与皮岛贸易路径获取中原物货。后金参、貂等高价商品主要通过皮岛置换布帛等唐货。

崇祯元年（天聪二年，8），朝鲜使臣入沈往返途中，在鸭绿江口皆遇从海上浦口上来之汉人商船。东江集团下辖辽民常越边进行走私贸易。

其与朝鲜买卖间接将唐物输入后金统治区域。东江集团崩散后，皮岛所输入的中原货物大量减少。“自汉人毛文龙问斩之后，天朝严禁好货勿使出来，故南商断绝，难致好货。”崇祯四年（天聪五年，），刘兴治等在海上四处劫掠，“岛货不通”，朝鲜难以筹集唐物应对后金的边市需求。

朝鲜给后金的礼单中“唐货”已换成土产布匹。而后，朝鲜仍可从海路赴京，在山海关及京城仍可贸得唐货。皮岛被清军攻陷后，“唐货”全然不通。崇祯十一年（崇德三年，），日本遣使入朝以七条事言之。

第一条就表明了对两国边贸现状的担忧：朝鲜无法赴明朝贡，与日本的物货交易大不如前。简言之，辽东失陷后，“以东江诸岛为中心，形成了一个军人主导的海上贸易网络，在这个网络中，中国商人和朝鲜商人显然是主角。在由朝鲜商人连接的贸易网络中，商人不但人数众多而且来自朝鲜各地，此外还向日本和后金延伸。”

东江集团领导核心毛文龙被杀后，朝鲜贡路转至宁远，明廷再行海禁，这个跨区域的贸易网随之陨落。

海上贡路的危险

海上贡路甚为艰险，初期常有海难发生。明末，朝鲜被迫重启海路，天启元年（天命六年，1）四至六月间，朝鲜使臣不熟海况，船只倾覆，人或货沉溺水，死者不知其数。天启二年（天命七年，2），朝鲜派登极使吴允谦赴京朝贺。王廷要求其勿要贪程不候风酿成上年惨祸。

同时，旅顺口已有后金军队把守，朝鲜使臣需谨慎侦探路况。此时不推脱逃避、欣然受命的赴京使臣堪称忠君爱国的典范。初期，朝鲜使团从清川入海，至宣川、铁山之间停留，待风势适宜时再行离开。

朝鲜使臣仍可在皮岛、登州、北京一路贸换布匹、鸟铳、焰药等大量物资。朝鲜使臣往返海上仍有许多禁约，所以使臣须打点毛文龙等海上势力以使物资顺利运回。朝鲜使臣赴京船只称为“骑船”，其区别于专门贸粮之用的粮船。

朝鲜给使行配骑船八至十只不等，但因贸易船只不足，仅余一艘供使臣所用，余者皆载贸换物货。

朝鲜使臣赴京所持盘缠定规五千两，但一路征索倍常，花费可达“万有累千”。皇太极攻打朝鲜之前，朝鲜赴明海上贸易规模持续增长。崇祯年间，单使给船四只，双使六只。朝鲜使团正使、副使、书状官等各领一船，卜物等皆须分载，以备遭遇海难人、物全部溺没。

船上原有砲手若干护送使臣及卜物，后被管粮使换送四名差人充砲手，又送贸贩二到四人，所持人参就有千余斤。军需物资及私货大量换来，以致“奸滥争利”等贩卖问题引起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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